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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书画爱好者,在中国画领域摸索近30年,除了上学的美术课程外,未接受任何美术培训,专业进修,师法古人,师法自然,寄情山水,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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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佛和官场文化  

2011-11-23 17:25:17|  分类: 文学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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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们中国人(主要指汉族,下略)的信仰是比较混乱的,而且宗教行为与官场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中国人最早信仰的是神,也就是我们杰出的据说有丰功伟绩的先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乱象,人民的信仰多元化,但百家中流传下来人们依旧信仰的,只有没有马只好骑牛的老子创立的道教。从东汉开始,我们中国人又开始信仰起了佛,据说这些头上不长毛的印度家伙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神道佛成了中国人的主要信仰主流,其他信仰都被视为旁门左道,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昙花一现就灰飞烟灭。虽然到了近现代,随着国门被坚船利炮洞开,西方列强的一拥而入,一些中国人也赶时髦信起了如巴勒斯坦人耶稣创立的基督教等外国教派,但总的说来,信神道佛的人还是占多数。

      信仰一种东西,总有它的原因,人的信仰,总是与生活背景紧密相关,宗教应该说都是人类逃避现实生活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我们中国人信神,应该说,是源于远古时代人类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经常会经历不能理解的、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些东西或现象,对自然界感到神秘畏惧和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奈,让人自然而然的寻找精神寄托。于是便通过祭祀先人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通过祭祀一方面纪念自己那些在与自然界或敌人争斗中有突出成就的先人,同时也幻想自己那些强捍英武的先人,在死后能够像生前一般强有力地保护着自己,所以臆造出了所谓的神,这是中国人最早的信仰。

      中国人在春秋战国开始信奉道教,从精神需求上看,应该说是由于周王朝统治力的不断弱化,诸侯国之间纷争不断,连年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人们对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有了寻求精神寄托的需求,于是骑着青牛的原始化学家老子创立的道教应运而生。道教为饱受生活困苦的人们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境界,提出“仙”的概念。在道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人死后只有两种道路,要么为神世世接受后人的供奉,要么为鬼进入轮回,而道教向一直被死所困扰人们的指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第三种可能,它给人们描述了一个通过“无为”修炼和服用丹药可以白日飞升到达的理想世界——仙界。道教描述中的仙界里的仙,不仅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而且长生不老法力无边,这种仙界给一直生活得极其痛苦但又对死充满恐惧的百姓新的希望,给了人们摆脱现实生活到达理想世界的精神幻想,于是得到人们的追求和信仰。可以说道教的出现,点燃了那个时期百姓通过得道成仙摆脱现实生活和死的恐惧的希望。

       至于佛教,因为唐朝诗人杜牧写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因而我们都知道,佛教是在南北朝时期得以盛行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多次上演舍身给佛再由百官用钱赎回的把戏。而佛教传入中国,其实并不是在南北朝,比较认同的是在较早几百年的汉朝,是张骞开通丝绸之路时传入中国的。而东汉时的汉明帝因为做了一个与佛有关的梦,对解梦的大臣傅毅所说的佛十分好奇,于是派出了郎中蔡愔等人去西域求取佛法,这是第一次学术考证的“西天取经”,所以骑着白马的唐僧并不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佛教也不是在唐朝才传入中国的。但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同和信仰,而是盛行于南北朝,其原因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百姓的精神需求。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后,出现的第二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长期侵略骚扰中国的匈奴帝国被强大的汉帝国打的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特别是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汉朝更是成为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此时的中国不仅是东方的第一大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正是因为汉朝的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华夏民族永远的名字永远的骄傲。可以说,在汉朝的五百多年的大多数时间里,百姓的生活是稳定的、富足的、自信的,自给自足的百姓安居乐业,自然不会迫切产生新的精神需求,因而蔡愔历尽千辛万苦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自然被束之高阁。到了南北朝,百姓在经历后汉时期的三国纷争后,又进入了一个更为纷乱的时代。在南北朝不足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长期分裂,而且政权更迭频频,战火连年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有了逃避现实生活寻求新的精神寄托的需求,这就为那些在汉朝被束之高阁的佛经粉墨登场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主张因果轮回说的佛教能够在此时自然应运而生,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其因果轮回善恶相报说给了当时孤苦无助的百姓极大地心灵慰藉,另一方面是佛教提出的逆来顺受一心向善的的行为主张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被据说过河都不用船只用芦苇、有着乔布斯一样高明的商业操作手法的达摩一操作,自然在中国盛行开来。

      从南北朝开始,外来的佛教迅速地超越中国本土神和道,成为中国人主要信仰的宗教,各地都大兴土木兴建寺庙,因此唐朝杜牧才发出那样的感叹。而三者的兴衰,原因在于各自的主张。严格说,作为由自己有突出贡献的先人演变而来的神,并不是一种宗教象征,它只是人们在日常祭祀自己先人时希冀得到先人保佑的愿望表达,因此没有任何宗教主张,而由先人演变而成的神显灵保佑后人的事例实在是难以亲眼目睹,因而百姓对神的信仰自然很难被激发出来,注重传承的中国百姓只能把神当作先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按时祭拜。而道教虽然有明确的宗教主张,主张信徒们通过“无为”修行和服用炼制丹药实现白日飞升到达仙界,逍遥度日并获得无边法力济世度人,这样的宗教主张对于一直对死深感恐惧的中国人来说无异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一度得到百姓的热捧,在东晋时期甚至成为士族大夫最为时髦的生活方式,但道教修为这个白日飞升成仙的最高境界也实在是太难了,狂热修行大服丹药的信徒们不但没有实现白日飞升的梦想(现在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人白日飞升上天,但都是搭乘飞行器的呀!),而且屡屡出现毒发身亡的悲剧,道教这种遥不可及的愚蠢宗教主张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得到实现,自然而然的冷却了信徒们狂热的心,大胆的说,道教如果没有一套确实能强身壮体的太极拳的话,能不能生存到今天还很难说。所以说,神和道不能成为中国主要的信仰,主要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太实诚、太顶真的呀,对神的希冀、道教主张的终极目标都是要活生生的在眼前兑现的,明明不可能的事偏要说的言之凿凿活灵活现,活着就能兑现,最终却兑现不了,自然而然就逐渐失去百姓的信任和信仰。相比较而言,创立佛教的印度阿三就狡猾得多,佛教主张的因果轮回说首先没有回避人必须死这个客观规律,而是奸猾的说人的身躯是“臭皮囊”,佛家弟子修为的最高境界就是抛弃“臭皮囊”(也就是死,佛称圆寂)西登极乐世界,把百姓最为畏惧的死作为佛教最高修为的结果,至于那些修为高深的佛家弟子死后是否真的西登极乐世界,因为死人不会说话不会辩解,因而佛教从来都不用担心这个宗教主张像道教一样被信徒质疑。而佛教的因果轮回善恶相报更是给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折磨和欺压的贫困百姓巨大的精神慰籍,佛教说今生的苦源于前生的恶、今生的善造就后生的福,这极大地满足了富有阿Q精神的中国百姓的心理需求:别看我今生过得苦,那是老子上辈子作恶的报,老子前辈子也是享福过头的人啊!别看你这辈子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老子被你踩着脚下当牛做马,但老子一心为善,咱们下辈子走着瞧!对缺衣短食看不到生活希望的百姓来说,这种心灵慰籍是相当必要非常有效的。而且佛教提出的因果说为统治阶级奴役百姓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和注脚——统治者对百姓的贪婪索取和残酷剥削的因都是前生注定、是合理的,而劝人为善的行为准则也不断的暗示百姓必须逆来顺受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因此佛教的主张符合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自然也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的推行它。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来看,外来的佛教超越本土的神和道成为中国人主要信仰的宗教是必然的,也说明我们的祖先虽然很早就编写了如《三十六计》等种种教材,让我们努力学习骗人的本领,但说到装神弄鬼骗人,外国人从来就比中国人高明得多,所以我们现在还经常上外国人的当实在是不足为奇。

      前面说过,我们中国人最早对神道佛的信仰,动机是单纯的,最多不过是希望得到保佑和摆脱对死未知的恐惧,而神道佛宣传的无边法力也似乎只是惩恶扬善、保佑平安而已。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扩张,人们对神道佛的祈求变得无所不有,小到家人平安、生男育女,大到升官发财、国运兴衰,不管贫富尊卑,不论诉求善恶,哪怕最贪婪最狠毒的想法都可以祈求神道佛保佑实现,而神道佛的法力也随之变成无所不能,在部分国人心中,生活中每个愿望的实现都是神道佛给予保佑的结果,哪怕是买彩票意外中奖也必须到相应的寺庙道观敬献香火!而人们在向神道佛表达这些需求、祈求神道佛保佑实现这些梦想时,都无一例外的向神道佛孝敬多少不等的钱物,于是中国人对神道佛的信仰诉求从当初单纯的祈求平安,变成人和神道佛之间赤裸裸的没有是非标准的钱与法力的交易,准则相对简单,人向神道佛敬供钱物、冀希从神道佛那里换取实现自己各种各样想入非非的梦想的无边法力。可以说现代中国人对神道佛的信仰已经脱离了神道佛最初的宗教主张,到寺庙道观敬香参拜的人大多不是认同宗教信仰诚心修为的,主持这些寺庙道观的神棍、道士、和尚,绝大多数也不是想在这些地方静心修为达到本教的最高境界,参拜者需要的是无边法力保佑自己获得侥幸成功,而绝大多数神棍、道士、和尚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获取能改变自己人生的金钱,他们之间只是简单的交易,与宗教全无干系,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寺庙里的和尚吃喝嫖赌、结婚生子但却依然烟火旺盛的原因。

       中国人这种宗教信仰的心理和模式,同样在中国的官场上得到反映,与中国的官场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是各级统治者领导者不断地被神化。神化的第一个步骤当然是神化这些统治者者和领导者的统治身份,不仅最高统治者皇帝是天的儿子,而且各级文武官员也都是天神星宿转世,他们是按照天的旨意来统治和奴役百姓的,百姓违抗他们就是违抗天意,必定会遭受天谴,万劫不复,这就为他们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其次是神化他们的能力才干,根据职位的大小,能力也相应不同,官阶越高能力才干越大,皇帝自然是天资聪明、无所不能,因而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各级官员都也有经天纬地之才,知晓天文地理,能通古今,无所不会,理所当然的可以接受百姓的尊崇膜拜,中国官场最忌讳的就是下级比上级高明,处处表现出自己能力强于领导的下级被视为大逆不道,最终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而从中国官场文化表现出来的、与宗教信仰最为相似的,是神道佛与百姓之间那种简单的交易也普遍的中国的官场上演,并通过时间的沉淀潜移默化的成为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只不过在官场上,被寻租的不再是看不到神道佛的法力,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金钱和各种社会资源。应该说,在在信仰宗教的动机相对单纯的年代,中国的官场同样相对比较廉正。在东汉时期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杨震要到东莱任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原来由他所推荐为茂才的王密现任昌邑县的县令。王密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前来拜见,深夜带着十斤黄金用来赠送给杨震,被杨震拒绝,于是王密说:“深夜,不会有人知道的,您放心收下吧。”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地走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脍炙人口的名句,我们也从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知道,我们中国的官场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乌烟瘴气的,中国的官场也曾经是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官员们有很好的自律能力、反对权力寻租的。只不过国人在对权力的认识和对神道佛的信仰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的欲望不断扩张,比神道佛的无边法力更为具体、更为直接的权力自然也就成了交易的对象,通过交易寻租的手段也更为多样化,什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寻租权力,通过拥有的权力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可以给寻租者更快的带来更为丰富的更为全面的回报,因而比信仰宗教更易被接受、被普及、被热捧,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可以说提着大包小包到寺庙道观上香与拎着这样那样钱物到领导家里送礼的人们,心态动机目的基本是相同的,这也是我们民间现在把送财物给领导叫做“上香”、“上供”的原因。

   所以可以说,通过我们中国人对神道佛的信仰演变的分析,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会骗人,可以知道我们为之 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现象,其根源来自我们内心那妄图不劳而获、不正当地获取高回报的丑恶心理。  因此,在当今社会中,国人中出现“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论调、鼓吹西化、贪赃腐化等现象时,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单从在对神道佛的信仰中,我们的先人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深深地打下崇洋媚外、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这些丑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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